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近代(jìndài)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(lì)第一高等小学校修学旅行(lǚxíng)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(lǚxíng)珠江(《中华(zhōnghuá)教育界》1931年第19卷第2期)
近代以来,福建的(de)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,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(yǐnjìn)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(xiūxué)旅行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(jiàoyùjiè)落地生根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(xuéxiào)、农场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便(biàn)曾开展修学(xiūxué)旅行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,以补书本之(zhī)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(jiànshí)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(yǔ)进步往往与“游(yóu)学”紧密(jǐnmì)相连。所谓(suǒwèi)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来,士未有不游。或师友游,或宾客(bīnkè)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游合也”。及至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(lǚxíng)”和英国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(gèng)强调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曾言:“人之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(bǎiwénbùrúyījiàn)而,闻犹虚(wényóuxū),目观始确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……此(cǐ)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(jì)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1912年第5期)
民国时期,小学的(de)(de)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(xìng)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(men),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,既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(qīngshàonián)体能发展(fāzhǎn)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等(děng)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,为(wèi)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(jiànōu)简易师范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(zǔzhī)了一次旅行参观(cānguān)团,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,共有32名学生乘坐(chéngzuò)轮船前往上海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教务长王仰(wángyǎng)中的带领下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(kèlún)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(lǚxíng)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,减免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(xiàméndàxué)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(xiàodǒng)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先生(xiānshēng)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(bìng)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者,其票价(piàojià)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(yì)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(wángshùcéng)《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(zhīchí)学生的(de)修学旅行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,由政府令教育厅(jiàoyùtīng)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。1924年(nián)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(tāmen)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(jīntiē)大洋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(fújiànjí)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资助。以武平县(wǔpíngxiàn)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期间进行了一次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(dìqū)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。
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(shèhuìgèjiè)的支持(zhīchí)。1928年,福建涵江(jiāng)公立中学的师生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(qiánwǎng)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(yǐnjiàn),由“交际博士(bóshì)”黄警顽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(huángzé)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启程前,他们向(xiàng)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(biànlì)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(bàogào)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(dàzhōngxiǎoxuéxiào)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于(bǐzhīyú)书,作一有系统之报告,以供(yǐgōng)异日办学之参证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考察团报告》一书中,考察的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(xuéxiào)的行政管理和组织(zǔzhī)结构(jiégòu)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及卫生状况(wèishēngzhuàngkuàng);三、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(kèwàihuódòng)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(de)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(gōngzuò)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(tāmen)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调查(diàochá)浙江、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(tíjiāo)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。
值得一提的(de)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(zìrán)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4月(yuè)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(jīn)福建农林大学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(yǒngān)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(nóngchǎng)、游览十八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(qīnjìn)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(xiūxué)(xiūxué)旅行活动标志着(zhe)中国教育(jiàoyù)从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”的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(yě)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(yǔ)实践能力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(wǒmen)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(dānwèi):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) 
近代(jìndài)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(lì)第一高等小学校修学旅行(lǚxíng)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(lǚxíng)珠江(《中华(zhōnghuá)教育界》1931年第19卷第2期)
近代以来,福建的(de)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,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(yǐnjìn)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(xiūxué)旅行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(jiàoyùjiè)落地生根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(xuéxiào)、农场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便(biàn)曾开展修学(xiūxué)旅行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,以补书本之(zhī)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(jiànshí)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(yǔ)进步往往与“游(yóu)学”紧密(jǐnmì)相连。所谓(suǒwèi)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来,士未有不游。或师友游,或宾客(bīnkè)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游合也”。及至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(lǚxíng)”和英国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(gèng)强调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曾言:“人之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(bǎiwénbùrúyījiàn)而,闻犹虚(wényóuxū),目观始确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……此(cǐ)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(jì)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1912年第5期)
民国时期,小学的(de)(de)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(xìng)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(men),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,既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(qīngshàonián)体能发展(fāzhǎn)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等(děng)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,为(wèi)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(jiànōu)简易师范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(zǔzhī)了一次旅行参观(cānguān)团,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,共有32名学生乘坐(chéngzuò)轮船前往上海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教务长王仰(wángyǎng)中的带领下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(kèlún)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(lǚxíng)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,减免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(xiàméndàxué)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(xiàodǒng)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先生(xiānshēng)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(bìng)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者,其票价(piàojià)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(yì)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(wángshùcéng)《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(zhīchí)学生的(de)修学旅行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,由政府令教育厅(jiàoyùtīng)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。1924年(nián)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(tāmen)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(jīntiē)大洋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(fújiànjí)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资助。以武平县(wǔpíngxiàn)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期间进行了一次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(dìqū)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。
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(shèhuìgèjiè)的支持(zhīchí)。1928年,福建涵江(jiāng)公立中学的师生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(qiánwǎng)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(yǐnjiàn),由“交际博士(bóshì)”黄警顽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(huángzé)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启程前,他们向(xiàng)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(biànlì)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(bàogào)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(dàzhōngxiǎoxuéxiào)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于(bǐzhīyú)书,作一有系统之报告,以供(yǐgōng)异日办学之参证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考察团报告》一书中,考察的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(xuéxiào)的行政管理和组织(zǔzhī)结构(jiégòu)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及卫生状况(wèishēngzhuàngkuàng);三、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(kèwàihuódòng)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(de)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(gōngzuò)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(tāmen)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调查(diàochá)浙江、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(tíjiāo)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。
值得一提的(de)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(zìrán)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4月(yuè)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(jīn)福建农林大学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(yǒngān)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(nóngchǎng)、游览十八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(qīnjìn)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(xiūxué)(xiūxué)旅行活动标志着(zhe)中国教育(jiàoyù)从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”的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(yě)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(yǔ)实践能力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(wǒmen)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(dānwèi):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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